据我所知，提起潮汕人，人们往往会说：“中国的犹太人。”言下之意是潮汕人像犹太人一样善于经商理财。的确，作为区域性的群体，潮汕人多经商且善于经商，在这一点上与犹太人是非常相似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外的潮籍商人。
地处我国东南一隅、西北高东南低、负山面海的潮汕地区，在晚唐以前还属荒僻之地，人口稀少。直到宋元时期，闽人入潮，对该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至明清，闽人大量移居本地，一方面更加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人口大幅增长而出现土田所产不能自给的情况。“耕三渔七，商船贩舶往来如蚁”正是当时的写照。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愈来愈多，商人的地位因此而提高，这就使得潮人不仅善贾而且重商。之后，这一特点又不断被强化而终成为一种传统。
康乾盛世，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较快，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这时，泰国的大米富裕且价贱，因此，在政府的允许下，有着海外贸易传统的潮汕商民便纷纷出海，从泰国转运稻米进口；由大米交易始，潮商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随着大批潮人的向东南亚地区移民以及由此而致的海外华人社会的生成，潮汕人在海外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强大的势力。出海经商、移民海外的经历对商民的心理、能力进行了特殊的锻造，为他们今后在海外以商民身份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作了文化素质上的准备。
一个有趣的比较也许可以为我们追寻海外潮商群体得以形成的机缘提供参照。当年，潮人飘洋过海多以自由移民的身份进入东南亚地区，而南洋诸国多为蕞尔小邦，文明程度不及中国，这就为潮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环境。善贾的传统、不避风险、勇于开拓的优秀品质与这种机遇、环境相结合，玉成了海外潮商。这就是如今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许多大商人祖籍都是潮汕的缘故。比较之下，当初多以契约劳工身份被当作“猪仔”卖到西洋的广府人，同样来自有经商传统的地区，也不乏经商的因子，但由于契约劳工比自由移民要“低一等”，而且西洋各国经济较发达，身份的差异及移民的国度决定了其群体后来在异国的发展不同于潮商，他们大多局限于小生意如饮食行业等。因此，就区域性群体而言，广府华侨的经商活动不如潮商的影响大。
如果我们粗浅地把文化分成两部分——人的历史活动过程呈现的模样及历史活动留下的文化遗迹，那么，《潮汕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正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把在时间流中的潮汕人的活动再现于读者面前，并对其历史活动留下的文化遗迹——饮食、建筑、民间艺术、礼俗和信仰等进行文化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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